如何看待印度尼西亞現代化之路？

充沛的資源稟賦疊加薄弱的國家治理能力，印尼現代化之路十分曲折。

1. 蘇加諾時期：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與嚴峻的外部環境

獨立后印尼經濟基礎薄弱，結構單一。1945 年獨立的印尼面臨的經濟情況 并不樂觀。盡管荷蘭殖民者于 20 世紀 30 年代在印尼本土開啟了工業化進 程，促使制造業的總增加值在 1932~1941 年間達到了 7%的平均水平。但是 “二戰”和日本的入侵迅速瓦解了這個并不成熟的工業體系；1945~1949 年 荷蘭殖民者的反撲進一步破壞了工業結構，阻礙了新生印尼工業的復蘇。獨 立后的印尼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主要表現有：1）經濟結構單一，主要以生 產為宗主國經濟服務的橡膠和甘蔗為主；2）農村生產技術落后，生產力水 平低下，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仍占統治地位；3）民族資本極為脆弱，僅占 國家總體資本的 5%；4）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前期，印尼政府執行封閉保 守的抵制性經濟政策，排斥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

內憂外患之下，印尼嘗試探索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為了擺脫初建國 家的工業困境，印尼于 1949 年發布了首份“特別工業發展計劃 1950”。資金 與技術短缺是工業起步的難題。1956 年推出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以具 體落實工業規劃，但并未得到有效執行。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印尼實行議 會內閣制，政治狀況混亂，政黨斗爭激烈、內閣頻頻更迭、地方分裂運動此 起彼伏。在追求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依賴外國資金和技術的工 業政策受到廣泛抨擊。1957 年，蘇加諾重掌政權后，提出“有領導的經濟”， 推出“八年發展計劃”，意在加強印尼經濟的國家自主性，糾正之前對外資的依賴性。然而，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才剛起步，印尼就迎來了嚴峻的國際 環境。1963 年，英國主導成立了包括與印尼同宗同源的馬來西亞聯邦，徹底 激化了蘇加諾與西方國家的矛盾。蘇加諾不僅發起“粉碎馬來西亞”行動， 這給印尼財政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同時宣布退出聯合國，拒絕西方國家的一 切資金與技術援助。1960~1965 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僅為 2%，低于 1953-1959 年的平均增長率 3.2%。

2. 蘇哈托時期：石油紅利中政府不審慎的產業規劃埋下禍根

蘇哈托時期印尼政治相對穩定，石油紅利之下印尼經濟快速發展。經濟情況 的惡化加速了蘇加諾政權的隕落，1965 年蘇哈托發動政變，開啟“新秩序” 時代。在蘇哈托執政期間（1966-1998 年），印尼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與泰 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并稱為“亞洲五小虎”，是繼“亞洲四小龍” 之后亞洲又一個經濟發展成功的典型。印尼的經濟快速增長離不開石油危機 為印尼帶來的資源品紅利，1973 年國際石油價格猛漲為印尼經濟政策轉型 提供了契機。從 1969-1970 年度到 1983-1984 年度，石油公司上繳的稅金在 印尼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 19.8%上升到 66%。印尼政府不僅擺脫了依靠援助 才能維持常態運行的被動局面，更有了充足的資金發展工業。然而，坐享石 油紅利讓印尼患上了“荷蘭病”——發展專注于自然資源的經營，往往排擠 其他產業的發展。石油紅利期間的印尼國有企業腐敗嚴重，效率低下，而對 于非石油產業，一方面疏于發展，同時也存在投資規劃不符合印尼資源稟賦 與競爭優勢的問題。

石油紅利期中政府大力發展制造業。政府利用石油紅利獲取大量資金，并通 過國企建設各種基礎設施和新工業。同時,通過實行保護國內市場政策，鼓勵 私企進人進口替代工業領域。兩者結合。推動了工業領域實現年均 10%的增 長。紅利期下制造業投資全面鋪開，國有企業是政府工業政策的執行者，通 過財政的直接支持和政府銀行貸款，國有企業主要對于兩個領域投資力度較 大：一是強化國內產業結構的基礎重工業，包括鋼鐵、水泥、化肥、造紙冶 煉、基礎化學等；二是發展高技術的“戰略”工業，包括飛機制造、造船、 國防工業、電信等。私人企業主要積極參與“進口替代政策”，支持建設占 國內市場份額大的產業，如紡織業、電器業、汽車業。國家對這些行業的支 持主要是通過征收進口稅、限制進口額、制定本地零部件含量發放各種許可 證等實施保護。國內市場巨大的吸引力，加上各種投資便利化，各類滿足國 內需求的新工廠建設加速。新投資不僅帶來大量資金，而且帶來新技術與政 府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步而行使經濟生產力大幅提高。

石油紅利結束使得印尼制造業投資面臨資金枯竭問題，產業政策不得不轉 向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加大對于外債的利用。但隨著石油紅利的結束，投資 資金面臨枯竭，印尼不得不尋找新的財政收入以及投資資金來源，戰略調整 勢在必行。新戰略的重點是發展面向國際市場競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但被動的戰略轉型使得印尼在石油紅利期激進的產業投資并沒有獲得可觀 的回報，反而留下了大量冗余且不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產能，如印尼的飛機 制造業目前僅能制造支線客機且銷量較少。石油紅利后，印尼通過發展勞動 密集型產業與金融自由化吸引外資來彌補財政赤字，而后者也為亞洲金融危 機埋下了禍根。

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之后的 IMF 改革使得印尼建國以來的資本與產業積累受 到嚴重損害。1997 年席卷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成為壓垮蘇哈托統治的最后一 根稻草。由于急需擺脫經濟危機，穩定國內政治環境，政府不得不“飲鴆止 渴”，又回到了依賴國際資本與西方國家援助的道路上，代之以 IMF 更激進 的經濟自由化改革。IMF 改革的主旨是推動印尼國內市場全面開放。經過六 年時間，印尼逐漸走出經濟危機，宏觀經濟走向穩步增長。但 IMF 的激進 改革否定了印尼此前運行二十余年的工業體系。IMF 并未深入考察印尼具體 國情，一味推行所謂的自由化改革，不但沒有控制危機，反而進一步擴大和 加劇了危機，最終成為蘇哈托政府倒臺的催化劑。而且由于不熟悉印尼本土 情況的 IMF 在經濟改革中居于主導地位，伴隨民主改革而來的政治動蕩和 領導人頻繁更替，使得印尼經濟政策規劃的持續性和遠期規劃性進一步下降。

3. 后蘇哈托時期：早熟的去工業化與艱難的再工業化

21 世紀以來印尼逐漸出現“早熟型去工業化”特征，國內資源優勢難以轉 化為國家產業競爭優勢。印尼是東南亞國家中最大的經濟體，其國家制造業 曾經在印尼國家發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然而，1997 年亞洲金融海嘯導致 印尼盾大幅度貶值，印尼國內對商品的購買力和資本實力下降，加之其本身 自然資源豐富和施行激進的自由化市場政策導致 FDI 的大量涌入，資源品 出口開始代替制造業在其國內生產總值占據主導地位，其中包含大量未經冶 煉的原礦石出口。這種現象顯露出早熟型去工業化現象的特征，成為制約印 尼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一大隱患。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過后，印尼國內的 制造業比例再次加速下滑，大量勞動力轉向低端服務業和旅游行業，而在制 造業的進出口比例中，進口占據了大量的比例。薄弱的制造業導致了印尼產 業升級困難、制造業成品在市場上不再具備競爭力，嚴重阻礙印尼的經濟發 展，使其國內的資源優勢及人口紅利無法兌現。去工業化問題加深了印尼經 濟對資源類產品的依賴程度，使其易受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周期影響，抵御世 界市場風險和維持穩定發展的能力偏弱。

印尼再工業化立足實際情況，發展印尼具備比較優勢的制造業。2018 年印 尼政府推出了“印尼制造 4.0”計劃，總體目標是 2030 年把印尼成為全球前 十大最大經濟體。通過實施“印尼制造 4.0”戰略，能夠為經濟增長貢獻 1- 2 個百分點，并在 2018-2030 年，實現 GDP 每年 6%~7%增速，制造業在 GDP 中的貢獻率達到 21%-26%。具體目標包括三個：第一，實現凈出口對 GDP 的貢獻度達到 10%；第二，生產力提高兩倍，生產成本降低 50%，達到當前 印度的水平；第三，研發開支在 GDP 中的比重達到 2%，在本地創新能力方 面達到中國當前水平。計劃設置了五大重點發展領域：食品和飲料、汽車、 紡織、電子和化工。以上產業部門印尼已具備一定的基礎，在經濟發展中所 占份額較大，且國際市場空間較大，對推動印尼再工業化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