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十五五的重要性？

在“兩個變局，一個飛躍”這一歷史背景下，“十五五”規劃不僅僅是“十四五”規劃的一個簡單延續，而是要在“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三者有機統一的基礎上，以“新五年規劃”全面推進高質量發展來加快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十五五”時期(2026-2030年)是邁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處在多個重大歷史交匯點。其一，“十五五”時期是落實三中全會改革舉措的關鍵期。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的落實期和'十五五’時期有四年的重疊期。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強調要在 2029年完成《決定》提出的各項目標任務,相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時間表(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體現出來的是“任務重、時間緊”特征。當前我國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更加復雜，經濟發展任務更加艱巨，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將改革推進深水區。“十五五”是落實三中全會各項改革舉措的關鍵時期，注定了其將是一個改革含量更高、改革味道更濃的五年。需要抓住改革紅利期，加快落實三中全會各項改革舉措，聚焦重點領域，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定堅實基礎。

其二，“十五五”時期是包含諸多重大歷史節點的五年。2026年，我們將迎來建黨105周年。2027年，我們將迎來建軍100周年。2029年，我們將迎來新中國成立80周年。這些重大日子承載著歷史的厚重與民族的期望，必然要求在發展上實現更大跨越，取得更為矚目的成績。“十五五規劃更是站在新的時代坐標上，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與意義，引領中國邁向新的發展階段。

7月政治局會議指出，“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十五五”時期是我國應對“兩個變局，一個飛躍”，全面塑造戰略優勢的重要階段，要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

其一，夯實基礎的五年。根據二十大作出的戰略安排，我國將通過“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這三個五年規劃的接續努力，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從三個五年規劃來看，“十四五”是開局起步，“十六五”是沖刺收官，而“十五五”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五年。“十四五”時期,面對世紀疫情、地緣沖突、全球通脹等多重沖擊,我國取得了新的開創性的進展、突破性的變革、歷史性的成就。“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更大挑戰，要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基礎。

其二，全面發力的五年。“十五五”時期，要提高全要素生產力，解決長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問題，提升潛在經濟增速，助力2035年遠景目標順利實現。

一是提升潛在經濟增速，為大國博弈提供堅實經濟基礎。國家之間的競爭，經濟發展是基礎。“十二五”以來，多重因素影響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中國GDP增速不斷下行，經濟增長向中速收斂，GDP年均增速從“十一五”的11.3%降至“十四五”的5.4%。同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近年也有所下降。“十四五”時期，中國GDP占全球比重最高2021年達到18.50%,“十五五”時期，應盡可能實現較高GDP增速，為中國式現代化和大2024年占比下降至16.84%。國博弈提供堅實物質基礎。

二是分兩步實現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遠景目標。第一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2024年我國人均GDP為13303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仍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低于高收入國家13935美元門檻。“十五五”時期，我國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第二步，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一個中國語境下的概念，沒有國際組織相對權威的、公認的統計界定。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遠景目標，這比十三大、十五大提出到21世紀中葉實現上述目標提前了十五年。我們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4年最新38個發達國家經濟體技照二分法、三分法進行分類，得到二分法下上半組人均GDP中位數為34089美元，三分法下1/3分位點達到38654美元。2024年我國人均GDP為13303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仍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低于高收入國家 13935美元門檻。根據我們的測算，基準假設下，2035年我國人均GDP較2020年能實現翻一番目標，但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仍需要付出較多努力。

“十五五”時期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節點，要更加彰顯“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豐宮人才資源”四大優勢，推動我國發展與改革面臨的六大戰略實現跨越式轉變。

第一，“十五五”時期是系統性重塑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窗口期，投資于物更多向投資于人轉變。人口是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變量，是“國之大者”。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看，人口既是生產要素的核心載體,也是擴大內需的根本支撐。人口問題是我國中長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當前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明顯的趨勢性特征。“十五五”時期我國人口發展將進入關鍵轉折調整期，“人口紅利”將進一步減弱,人口問題將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人口仍是AI時代的關鍵變量,人口規模與結構與 AI三要素(數據、算法、算力)密切相關。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抓住重要窗口期，加快系統性重塑中國生育支持政策，并推動各項政策落實落地，加快推動我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為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提供高素質人才支撐。

著重推動財政支出從投資于物向投資于人轉變。其一，繼續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切實體現“投資于人”的發展理念。國際經驗來看，民生社保占財政支出比重隨人均GDP同比增長。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要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支持力度，不斷增進民生福祉。其二，不斷完善有兒補貼制度，提高社保標準。完善財政支持生育保障的全國統籌，明確財政支持生育保障支出占GDP比例和增長標準，建立積極財政補貼制度。完善生育補貼程序、標準、形式和支出責任的制度供給(2025年安排900億左右的財政補貼規模，約占國內2024年名義GDP的0.07%;英、法、瑞典等國生育現金補貼占GDP比例可達1.5-2.5%)。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完善普惠托育等。此外，要一次性較大程度提高社保標準，降低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

第二，“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方位擴大內需的機遇期，外部環境變化使我們必須進一步強化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內需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當前,內需不足是我國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在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造成需求收縮效應，房價下跌使得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受損、居民消費更趨謹慎。截至今年7月，PPI負增長已達34個月，而且短期內還看不到轉正的可能。從GDP平減指數來看，我國實際GDP增長速度已經持續9個季度高于名義GDP增長速度。“十五五”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環境面臨更大不確定性，要把發展的戰略立足點放在做強國內大循環上，因勢利導調整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全方位擴大內需，進一步強化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以國內大循環的內在穩定性和長期成長性對沖國際循環的不確定性，促進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

第三，“十五五”時期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更加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在中國經濟從土地財政轉向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最大的潛在風險是:房地產調整周期過長可能帶來的潛在通縮陷阱風險，不僅導致消費和投資意愿低迷，且可能會拖累經濟轉型并錯失人工智能科技飛躍所帶來的黃金發展窗口期。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正處在從土地財政到新質生產力轉換的關鍵期，以房地產業增加值來看，中國房地產已經歷4-5年的調整。考慮到國內經濟長期以來對房地產和傳統基建的依賴，單純由市場主導的地產調整周期可能會持續更長的時間，這將影響新舊動能轉換的進程和效果，且房地產行業調整過程中還會增加地方政府債務和銀行業錯綜復雜的潛在風險。這不僅將影響構建以消費驅動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新模式的轉型進程，也將制約人工智能科技飛躍發展。此外，新舊動能轉換存在區域結構性失衡。受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因素影響，中西部多數地區產業發展仍然較為依賴當地資源，舊的路徑依賴尚未徹底打破。“十五五”時期，我國產業發展處在轉型升級的重要關口，中國經濟將邁入全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進一步加快化解房地產和地方債務風險，推動中國經濟可以輕裝上陣來專注發展新質生產力。

第四，“十五五”時期是實現2030年達峰的決勝期，全面綠色轉型再加速。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緊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從“加快”到“加緊”，凸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緊迫性和艱巨性。根據2024年8月國辦印發的《加快構建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工作方案》，“十五五”時期，要建立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全面轉型新機制，確保2030年如期實現碳達峰目標。隨著綠色轉型不斷推進，節能環保產業將不斷發展壯大，成為重要經濟增長點，助力新舊動能轉換。2030年，節能環保產業規模預計達到15萬億元左右。“十四五”時期全面綠色轉型相關指標完成不及預期。“十五五”時期是實現碳達峰目標的決勝期，全面綠色轉型仍面臨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能源效率偏低等多重約束，要在“雙”目標引領下，加快推動全面綠色轉型。

“十五五”時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期，人工智能是塑造大國競爭力的第五，關鍵力量。一方面，科技創新是產業升級的核心動力。科技創新催生了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為新舊動能轉換注入新動力。其中，人工智能是驅動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的新引。要避免經濟在新舊動能切換過程中出現失速，中長期內還是需要加速培養內生性增長動能。當下AI人工智能的爆發引發新一輪工業革命，未來AI技術將通過“消費創造、投資提質、出口升級”的三維重構路徑，推動“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新舊動能加快轉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成為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成為影響大國競爭格局的重要力量。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制高點。“十四五”時期，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加大對我國的科技封鎖，確保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保持絕對領先優勢。面對美國嚴苛的半導體制裁，DeepSeek脫穎而出，重塑全球人工智能行業的競爭格局。“十五五”時期，美國對我國的戰略遏制和打壓力度將進一步升級，中美在全球范圍爭奪科技制高點的競爭將更為激烈，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將成為中美博弈的前沿陣地。

第六，“十五五”時期是強化央國企逆周期調節的攻堅期，更好服務國家戰略。在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由于不可能實現無縫銜接，因此需要超常規的逆周期政策介入以避免經濟下行壓力過大或者失速。一方面，從國內來看，當下中國經濟處于新舊動能切換過程中，中國經濟面臨階段性的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主表現為“三期疊加”(經濟增速換擋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經濟轉型陣痛期)問題依然較為突出。另一方面，從全球來看，全球螺旋式衰退引發潛在危機可能性加大。當下，無論是歐美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雖然暫時沒有發現單一風險可以引發新一輪的全球衰退，但在全球債務問題日趨嚴重的背景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由此帶來的民粹主義情緒上升和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加劇，未來全球再次面對危機和衰退的風險在持續上升。

當前，中國的企業和家庭部門杠桿率偏高，存在穩杠桿和結構性降杠桿的需求，政府部門特別是中央政府加杠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顯得尤為明顯。央國企的逆周期投資是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穩定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十五五”時期，央國企在中國經濟的逆周期調節中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民企的順周期屬性客觀上也決定了當下很難進行大規模逆周期的超前投資布局。新一輪國企改革的定位和重心從之前的機制改革轉向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的功能性改革，要求國企做強做優做大，增強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競爭力，更好履行戰略安全、產業引領、國計民生、公共服務等功能。特別是在大力發展以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對相關基礎設施要進行適度超前投資布局。這些新型基礎設施相關領域投資大、投資周期長，央國企具有天然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