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區域經濟發展進展如何？

區域發展差距仍存較大改善空間。

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十四五”期間，我國在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領域取得的進展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南北方看發展差距雖小幅改善,但整體差距仍較大。GDP總量看，“十四五”以來，南北方GDP占全國的比重差距盡管小幅縮小但整體仍差距較大。南方GDP總量占全國的比重由2020年64.87%小幅下降至2024年的64.83%，對北方的領先優勢由 29.74個百分點縮小至2024年的29.67個百分點，但仍領先北方約30個百分點。人均GDP看，南北方人均GDP絕對差距整體不斷擴大,但相對差距整體有所縮小。南北方人均GDP絕對差距由2020年的16193.5元上升到2024年的19817.7元。南北方人均GDP相對差距則由2020年的1.26縮小至2024年的1.24。

四大區域看，西部和東部的相對差距改善，中部、東北和東部的相對差距有所擴大。GDP總量看，東部 GDP總量與西部的比值由 2020年的2.47下降到2.44、東部與中部和東北的比值則分別由2020 年的 2.38、10.32 進一步上升到 2024年的 2.45、11.07。人均 GDP呈現出相同趨勢。東部和西部人均 GDP 的比值由 2020年的1.67 下降到 2024年的 1.65，中部和東北則分別由 2020 年的 1.54、1.80上升到2024 年的 1.56、1.85.

省際來看，“十四五”期間區域差距減小趨勢不明顯，“十四五”后期呈擴大趨勢。為更好衡量省際間區域發展差距情況，報告以31個省歷年人均GDP為基礎,分別計算變異系數、泰爾指數、組內極大值/極小值三個指標以綜合評估“十四五”期間我國區域發展差距。長時間尺度看，我國省際間發展差距整體呈下降趨勢，并且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初。在開放政策帶動廣東、福建等初始發展省份較差省份迅速發展，區域差距呈縮小趨勢。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至1999年，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系的沿海省份迅速發展，拉大了與內陸省份的發展差距。第三階段是21世紀初到2012年，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區域差距持續減小;第四階段是2012年以來，或受東部產業結構升級、人口集聚效應突出、區域創新能力較強等影響，區域發展差距縮小趨勢不明顯，“十四五”后期反而有所加劇。以變異系數、泰爾指數和組內極大值與極小值的比值看，相比2020年，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有所下降，但組內極大值和極小值的比值則有所上升。

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較高規格較大密度推進，央地也積極推進主體功能區戰略和海洋強國戰略。2021年以來，總書記圍繞京津冀協調發展、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雄安新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區域重大戰略先后專門主持召開座談會以及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有關政策文件。其中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雄安新區不僅專門召開座談會，而且也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有關文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除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戰略外，其他三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均專門主持召開座談會并在政治局會議上審議通過有關政策文件。

針對主體功能區戰略和海洋經濟，總書記均未專門主持召開有關座談會或在政治局會議上審議通過有關政策文件。但各工作也在有序開展。主體功能區戰略方面層面，隨著首部“多規合一”的國家級國土空間規劃《全國國土空間規劃綱要(2021-2035年)》于2022年10月由黨中央、國務院印發實施，全國統一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總體形成。重要區域(流域)國土空間規劃中，長江經濟帶-長江流域、京津冀、黃河流域的國土空間規劃已獲國務院批復實施，長三角、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國土空間規劃進入報批階段，中部地區等重要戰略地區的國土空間規劃加快編制。部分超大特大城市有力推進發展方式轉變，結合實際開展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編制。

海洋經濟領域，“十四五”期中央層面的主要政策或會議有二，一是國務院在2021年12月批復了由國家發改委和自然資源部報送的《“十四五”海洋經濟發展規劃》，二是2025年7月中央財經委第六次會議明確提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向海圖強之路”。地方層面則因地制宜積極發力海洋經濟建設。比如，海南2024年發布《高質量發展海洋經濟推進建設海洋強省三年行動方案(2024-2026年)》，重點打造現代海洋產業體系。廣東在今年6月召開全省海洋經濟工作會議并公布《廣東省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條例》。上海近期發布《上海市海洋產業發展規劃(2025-2035)(征求意見稿)》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世界級現代海洋產業體系，到2035年全面建成國際領先的現代海洋城市。

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是推動區域發展戰略政策落地、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保障。“十四五”期間，中央和地方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相繼成立，助力區域戰略統機制更加完善。市場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快推進，區域合作互助機制也取得較大進展，但區際利益補償機制進展偏慢。

1.區域戰略統籌機制。中央和地方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相繼成立,助力破解區域發展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2023年首個以“中央”命名的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正式在公開場合亮相。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將發揮區域有關戰略的統籌協調職能，推進區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設立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將聚焦從更高層面、從戰略、從全局上謀劃區域重大戰略，系統統籌各戰略之間的重大決策。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發改委下屬區域協調發展司(由原區域司更名而來)承擔辦公室具體工作。區域協調發展司承擔的具體職責包括統籌推進西部大開發等戰略、規劃及重大政策等5項職責。與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相對應，福建、青海、甘肅、江西等省份均已成立省級層面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并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擔任組長，統籌推進本省區域協調發展工作。

區域發展領導機構定位更高，中央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將進一步強化。我國區域發展領導體制機制可追溯到本世紀之初。2000年，為更好推動西部大開發工作，我國成立了“國務院西部開發領導小組”，并由國務院總理擔任組長，設立單列的辦公室，規格為部級。辦公室內設立綜合規劃組、農林生態組、經濟社會組等各個小組。2003年成立“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同樣是國務院總理擔任組長，辦公室設置和西部開發領導小組類似。此后，隨著機構改革的深化，兩個辦公室相繼撤銷。黨的十八大以來，京津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等區域重大戰略相繼提出，與上述兩個機構不同，區域重大戰略領導小組的組長為國務院副總理，不再單列辦公室，而是將辦公室設在國家發改委相關司局具體開展工作。京津、大灣區、長三角、海南、黃河流域等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發改委地區司;長江經濟帶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發改委基礎設施發展司。而剛成立的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則是首個以“中央”命名的區域發展機構，將統籌負責上述有關區域發展戰略，機構的級別更高，也有助于更好實現區域發展領導機構的統一高效管理。

2.市場一體化體制機制。央地協力推動市場一體化向縱深推進。中央層面，2021年12月，深改委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以“五統一、一開放”為基本要求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走深走實，即統一市場基礎制度、統一市場基礎設施、統一政府行為尺度、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統一要素資源市場，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長三角、粵港澳、京津等區域也從市場基礎設施市場基礎制度、監管執法等領域制定出臺有關政策，加力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長三角三省一市在旅游、商務發展、市場準入等領域開展系列合作，共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先行區。粵港澳三地在“灣區標準”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灣區標準”等取得積極進展。京津地區在數據協同發展、綜合執法一體化等方面簽署協議。部分省份也積極對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如河南省先后在2020年、2024年對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政策措施開展專項清理，兩次分別理文件49321件、18876件，分別發現需要修訂或廢止的文件為56件、183件。

3.區域合作與互助機制。區域合作機制也迎來重要突破，全國首部“飛出地”地方性法規《廣東省深汕特備合作區條例》(下簡稱《條例》)于2023年11月1日開始施行。自2018年12月深圳深汕特別合作區正式掛牌成立并由深圳市主導有關工作以來，深汕特別合作區在體制機制運行、產業發展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效。2024年 GDP達 242.15億元，同比增長74.2%。《條例》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了深圳和汕尾的權責關系、治理模式、收益分配機制，提供了可復制的法律框架。如深圳市全面負責合作區建設并配合汕尾開展相關工作。通過利益共享、公共服務融合，推動產業轉移，制度創新更加接近區域協同發展需求，為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開展區域合作中可能出現的協調難度大、政策不可預期等問題提供立法參考。

新一輪東西部協作開啟，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協作幫扶格局。隨著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東西部扶貧協作改為東西部協作，在脫貧攻堅后時期助力鄉村振興、實現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十四五”期間，新一輪東西部協作開啟，協作省份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加強產業合作、勞務對接與人才交流，形成了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協作幫扶格局。2024年，東部8個省市向西部10個省市投入財政援助資金2289億元，協作互派黨政掛職干部2979人，專業技術人才2.4萬人，引導企業投資1409億元，采購和幫助銷售農副產品1129億元。

4.區際利益補償機制。(1)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更加完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更加完善，制度體系逐步完善，覆蓋范圍不斷擴大，補償要素與方式更加多元化。自2016年以來，財政部、生態環境部等有關部門聯合制定出臺了《關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指導意見》《支持引導黃河全流域建立橫向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實施方案》《支持長江全流域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確了長江、黃河等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的補償基準、補償方式、補償標準。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健全橫向補償機制，促進受益地區與生態保護地區良性互動。2024年，《生態保護補償條例》頒布實施，明確了地區間橫向補償的適用范圍、主要內容以及履行規則。財政部部長表示截至2025年7月，全國已有24個省份建立了30個跨省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江蘇、福建、四川、云南等省實現了省內重點流域補償機制全覆蓋。不少地市積極探索開展市內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設，部分已延伸至鄉鎮層面。

地方層面，北京市陸續頒布《北京市生態涵養區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條例》(2021年)《關于新時代高質量推動生態涵養區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的實施方案》(2023年)，創新建立跨區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平原區通過直接給予財政資金每年6億元，同時通過支持引導綠色產業項目落地、升公共服務能力等多種形式，促進協作共贏發展。重慶2018年出臺《重慶市建立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方案(試行)》，推動市內流域面積500平方公里以上且跨區縣的19條重要河流全面建立跨區縣的橫向補償機制。2023年，在對補償模式、補償標準和補償基準進一步優化基礎上出臺《重慶市深化市內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方案》，并取得積極進展。截至2025年1月，市內流域面積500平方公里以上且跨區縣的19條重要河流(涉及33個區縣)建立了補償機制，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實現全覆蓋;與四川省簽署長江流域川渝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建立長江干流跨省補償機制;成為全國首個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在長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全覆蓋的省市。

(2)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利益補償機制進展緩慢。糧食主產區在全國糧食生產安全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卻因為承擔國家糧食安全重任而犧牲一些發展其他產業的機會，經濟發展受限。而糧食主銷區則重點發展二三產業，經濟更為發達。建立完善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的利益補償機制成為實現優勢互補、協調發展、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核心的糧食主產區縱向利益補償機制已經建立，但由于中央財政補償能力有限，單一補償模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主產區面臨的“糧財倒掛”“高產窮縣”問題。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深化多渠道產銷協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統籌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在主產區利益補償上邁出實質步伐”的目標任務。財政部表示 2024年已啟動實施中央統籌下的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啟動中央統籌下的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要求“啟動實施中央統籌下的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做好資金籌集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