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周期生豬價格波動情況如何？

下面將綜合分析歷史各周期豬價的波動，及影響生豬供給的諸如疫病、政策、需求、 進出口等因素，并結合各輪周期中所實施的調控政策及效果進行分析。

1.第 1 輪豬周期（2002-2006）：非典疫情壓制供給導致供需失衡

非典疫情進一步壓制供給，供需失衡推動豬價加速上漲。2002 年 4 月至 2006 年 5 月經歷了我國第一輪豬周期。本輪豬周期中，由于 1997 年至 2002 年的連續 5 年的單邊 下跌導致供給持續低迷，供需矛盾日益加劇。供給疲弱疊加下半年消費需求旺季因素， 助推 2002 年下半年豬價反彈。進入 2003 年，非典疫情引發母豬宰殺與補欄停滯，疊加 部分地區流通受阻進一步壓制供給。至 2003 年底，供需失衡加劇，推動價格在隨后加速 上漲，至 2004 年 9 月，上漲幅度達到 56.2%（數據來源于辛翔飛等的《新階段我國生豬 產業發展形勢、問題和對策》）。豬價暴漲刺激散戶加速擴張養殖規模。受生豬繁殖周期 影響，2004 年豬價高點時期的補欄滯后至 2005 年出欄，導致當年生豬出欄量同比激增超 5%。豬鏈球菌疫情下需求萎縮加速豬價下跌。供給過剩下，豬價自 2004 年 9 月高點后 快速下挫，再加上 2005 年 6 月后，國內多地暴發豬鏈球菌引起的人畜共患傳染病疫情（歷 時月余），市場恐慌情緒蔓延下，消費需求顯著萎縮，進一步加速了豬價下跌。

防疫投入不足，政策端逐步完善防疫及疫情應對相關法規。這輪周期所處背景來看， 由于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生豬養殖場（戶）普遍存在防疫投入不足的問題。盡管公共防 疫措施逐步完善，但國內生豬養殖密度大，業內素有“疫情決定行情”“不發瘟就發財”的說 法。政策端，主要通過行政命令和財政獎補等方式，要求養殖主體落實必要的動物防疫 措施，并明確要求各級政府部門保障公共防疫產品的供給。據中國政府網、農業農村部 等相關信息梳理，2005 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標志 著我國獸醫體系從分散管理轉向垂直整合。2006 年 2 月，國務院發布《重大動物疫情應 急預案》，基于最大程度地減輕突發重大動物疫情及畜牧業及公眾健康造成的危害這一目 標，對各級人民政府和獸醫行政管理部門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在基礎法律層面，1997 年， 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已在法律上明確養殖場（戶）、各地 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等相關主體在動物疫病預防、疫情報告、疫情控制以及病死畜禽無害 化處理等環節的權利和義務。

2.第 2 輪豬周期（2006-2010）：藍耳病疫情反復暴發壓制供給

藍耳病疫情反復暴發壓制供給，政府政策激發補欄積極性。2005 年豬鏈球菌疫情疊 加豬價下降影響，導致 2006 年生豬出欄量下降。隨后，2006 年 4 月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疫 情暴發，散養戶退出生產、規模養殖戶減少存欄，生豬供給加速下行，能繁母豬由 2005 年末的 4150 萬頭降至 2006 年末的 3925 萬頭，共去化 5.4%。2007 年 5 月，因生豬供不 應求，疊加藍耳病兩年內反復暴發，生豬價格持續上漲。2007 年豬肉供給顯著減少，政 府開始一系列母豬補貼等刺激政策，養殖戶積極補欄，但由于生產的滯后性特征，導致 2008 年產能過剩從而加劇生豬價格的下降。2008 年 3 月生豬價格到達高點后下行，本輪 下行階段初期，行業補欄積極性較高，疊加 2008 年經濟危機之下 GDP 增速放緩、宏觀 需求弱勢，CPI 同比收窄，豬價在 2008 年國慶前后并沒有出現季節性的上漲，但在 2009 年、2010 春節前后都有較為明顯的壓欄引起的波動。承接 2009 年春節后的壓欄釋放，疊 加需求季節性轉淡，豬價迎來本輪周期的一次深跌。總結本輪周期，長時間的連續虧損 導致供需錯配，疊加藍耳病等疫病因素加速產能去化，驅動了這一輪的豬價反轉。據《新 階段我國生豬產業發展形勢、問題和對策》(辛翔飛等)中提供的周期劃分資料，本輪周期 中，豬價上漲階段歷時 21 個月，漲幅+164%。

在這輪豬周期過程中，政府開始介入生豬市場調控，旨在消除市場調節的弊端。據 中國政府網、農業農村部官網、商務部官網等梳理，2007 年 7 月，國務院印發《關于促 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提出通過出臺能繁母豬補貼、能繁母豬保險、調 出大縣獎勵等政策降低生豬生產經營潛在的損失、調動生豬養殖積極性，通過建立生豬 良種體系、發展標準化規模養殖等途徑提升產業素質，構建保障生豬生產穩定發展的長 效機制。2007 年 12 月，在 7 月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生豬生產逐步恢復的前提下，國務院 印發《關于進一步扶持生豬生產穩定市場供應的通知》，通過加大能繁母豬補貼力度、推 進能繁母豬保險、扶持生豬規模養殖、嚴控飼料價格上漲、加大信貸支持力度等一系列 舉措繼續扶持生豬生產。2008 年 1 月，農業部發布《農業部畜牧業統計監測管理辦法（試 行）》。2009 年 1 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調控預案（暫 行）》，明確堅持“市場主導、政府調控”的原則，進一步提出分級采取預警引導（以豬糧 比價作為預警指標）、增加中央和地方凍肉儲備、發放能繁母豬一次性臨時飼養補貼等方 式穩定生豬市場。2009 年以來，農業部建立生豬生產定點監測制度，定期監測并公布豬 糧比價、生豬及能繁母豬存欄、生豬產品價格等信息，旨在減少生豬生產的盲目性。

3.第 3 輪豬周期（2010-2014）：豬口蹄疫疊加仔豬流行性腹瀉沖擊產能

豬口蹄疫疊加仔豬流行性腹瀉暴發，生豬產能受沖擊。雖然虧損去化幅度有限，但 政府基建投資政策對于宏觀經濟與物價水平產生大幅拉動，疊加 2010 年生豬口蹄疫部分 地區暴發、仔豬腹瀉疫情年末在全國暴發，據《中國農業統計資料（1949-2019）》數據 統計，豬價自 2010 年 6 月啟動上漲行情，上漲 16 個月（2011 年 9 月）至波峰，漲幅約 100%。2010 年末仔豬流行性腹瀉致使養豬業嚴重受損，尤其是斷奶仔豬存活率銳減，引 起生豬出欄率下降，導致生豬市場供應不足，豬價快速上漲。養殖戶一般都是基于當前 的豬價和養殖盈虧情況預測未來的豬價和養殖盈虧情況，價格上漲后刺激生產，從而導 致后期產能過剩，價格下跌。據《中國農業統計資料（1949-2019）》數據統計，2013 年 5 月后，豬價一度上漲，由前低 12.84 元/公斤上漲至超過 15 元/公斤。2013 年豬肉市場 理論出欄量來看，整體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估計 2013 年 5 月至 2013 年底的上漲主要 基于國家新推出的調控預案新政、凍肉收儲等穩定豬價政策的影響，養殖戶信心得到了 提振，在看好后市情緒下壓欄惜售，市場供應有所下降，從而促進了豬價的提升。2013 年的壓欄估計在 2014 年初釋放，2014 年豬價先抑后揚，1-4 月豬價一路下跌，5 月豬價 開始波段性上揚。

消費端來看，自 2012 年底開始國家抑制公款消費，各單位聚會縮減，酒店的用肉量 也大幅減少，據 Wind 數據統計，2013 年全國餐飲收入同比增長 9%，較上年下降 4.6 個 百分點。因此，2013 年以來豬肉需求量明顯偏低，一直到 2014 年仍延續疲軟態勢。 政策端，據中國政府網、發改委官網、農業農村部官網信息梳理，2010 年, 農業部 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畜禽標準化規模養殖的意見》，推動畜牧業標準化建設，促進傳統畜 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轉型。2011 年 7 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生豬生產平穩健康持續發 展防止市場供應和價格大幅波動的通知》，主要政策包括推出繼續大力扶持生豬生產（扶 持生豬規模化養殖、完善生豬飼養補貼、完善良種繁育政策、擴大對生豬調出大縣的支 持等），加強生豬疫病公共防控體系建設，強化信貸和保險對生豬生產的支持，加強生豬 市場調控和監管，完善生產統計監測制度等。2012 年 5 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 發《緩解生豬市場價格周期性波動調控預案》，提出根據豬糧比價和能繁母豬月度存欄變 動情況，適時啟動預警引導、儲備吞吐、政府補貼進出口調節等措施，應對豬價的快速 上漲或過度下跌，穩定生豬市場。

4.第 4 輪豬周期（2014-2018）：環保政策收緊驅動能繁母豬去化

環保禁養限養政策產業處于高壓狀態，能繁母豬去化。隨著生豬規模化養殖的推進， 飼養數量及密度的增加，飼養及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排泄物及廢棄物對生活環境的污 染也愈來愈突出。2013 年開始生豬行業進入環保強監管周期，2013 年初環保部和農業部 發布全國畜禽養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環保壓力是能繁母豬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 Wind 數據，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能繁母豬開始持續去化，2015 年 2 月能繁母 豬同比去化達 15.5%，能繁母豬環比去化極值出現在 2014 年 4 月，達-2.2%。2014 年 1 月中旬以來，生豬養殖行業經歷了時長達 6 個月的連續虧損，且年底又開始虧損，一直 延續到 2015 年 4 月。2014 年起，我國開始深入實施嚴格的環保政策，加大環境規制力度， 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進畜禽養殖污染治理工作。2014 年初受到前期壓欄釋放影響，豬價 的一再探底，結構性母豬存欄調整加速，補欄量和進度受到限制，據 Wind 數據統計，2014 年 4 月，生豬存欄量同比下滑 3.7%，加上環保政策實施，此后生豬及能繁母豬存欄加速 下行，供給端持續收縮。但是與疲軟的消費相比，產能仍然相對過剩，生豬存欄量絕對 值來看，仍處于 4.2~4.3 億頭的較高水平。為穩定豬價，據中國經濟網消息，商務部會同 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分別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5 月 8 日組織開展了 2 批凍肉收儲工作， 兩次收儲總量 15.3 萬噸，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場信心。據《中國農業統計資料（1949-2019）》 數據，2014 年 4 月豬價觸底反彈，震蕩上行直到 2014 年 9 月，在節日消費旺季預期下生 豬集中出欄，豬價反常回落。由于豬肉價格走勢不及預期，9 月以來月度中國 CPI 跌破 2%關口。與豬價低迷形成對比的是，玉米價格在 2014 年 8 月、9 月創出歷史新高，達到 2.7 元/公斤（數據來源于 Wind），使養豬業雪上加霜。據 Wind 數據，2015 年 2 月后，生 豬存欄量向下突破 4 億頭，豬價觸底于 2015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后豬價開始進入上行周 期。供給端收縮疊加需求端逐步恢復下，豬價延續了持續了 15 個月的上漲期，2016 年 5 月生豬價格達到 20.45 元/公斤。

為保障民生，平抑久居高位的豬肉價格，據中國政府網、央廣網等消息，國家發改 委在 2016 年 4 月左右印發《關于保障生豬供應 穩定豬肉市場價格的通知》，各地積極響 應采取臨時補貼、儲備肉投放等措施穩定豬肉價格。在凍肉投放及補貼等政策調控、進 口豬肉激增等情況下，生豬價格 6 月開始下降，開啟了周期的下行階段。根據 Wind 數據 統計，2016 年我國進口豬肉 162 萬噸，同比暴增 108%，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生產者的信 心。由于豬價持續下行、加上部分地方實施生豬禁養和限養，環保政策持續收緊情況下， 補欄進程緩慢，生豬存欄 2017、2018 年持續處在低位。在進口低價肉處于高位、消費需 求不振情況下生豬價格持續下行。 能繁母豬補欄受到環保政策壓制，導致了較長的盈利周期，據 Wind 數據統計，能繁 母豬數量在本輪周期持續降低，其中 2014、2015 年年度去化幅度較深，較上一年去化絕 對值分別達到 649 萬頭、491 萬頭，2015 年 1 月~9 月能繁母豬存欄同比下滑幅度達到 14.5%~15.5%。同時，政策端環保規定鼓勵規模養殖，對清退規模較小的養殖戶起到了一 定作用，環保政策提升了規模化比例。

本輪豬價上漲階段，官方口徑披露的母豬的補欄情況是非典型的偏弱，環保禁養政 策或許是核心原因。據中國政府網、農業農村部、生態環境部、中國畜牧獸醫信息網等 官網信息梳理，環保禁養政策始于 2013 年的《全國畜禽養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規 劃》對“十二五”時期畜禽養殖污染防治工作目標、主要任務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明確要求。 2013 年 11 月國務院發布《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并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將畜禽養殖污染控制的政策目標從嚴控污染排放朝著促進資源化利用的方向轉變。這是 在國家層面第一部農業農村環境保護行政法規，是推動畜牧業綠色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2014 年 4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頒布，生豬養殖行業正式步入環保嚴管期， 新環保法對養豬業的環保要求也將越來越苛刻，客觀上提高了養殖門檻，大大提高了規 模養殖場的成本。2015 年-2016 年，環保政策密集期到來，2016 年 4 月出臺《全國生豬 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 年)》將全國劃分為重點發展區、約束發展區、潛力增長區和適 度發展區四個區域，并在 2016 年 10 月出臺《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技術指南》，文件要求 禁養區劃定完成后，地方環保、農牧部門要按照地方政府統一部署，積極配合有關部門， 協助做好禁養區內確需關閉或搬遷的已有養殖場關閉或搬遷工作，并在當年 12 月要求必 須在 2017 年底前，各地區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小區)和養殖專業戶。 期間國家相關部門陸續發布實施《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 意見》《關于加快推進畜禽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意見》《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行動方 案（2017-2020 年）》《全國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整縣推進項目工作方案（2018-2020 年）》 等專項政策措施，加強畜牧業污染治理。

2016 年環保政策加速落實，進入環保禁養的高峰期，力度空前，禁養政策出臺后， 大量環保不達標養殖戶退出或搬遷，而新建養豬場需要耗費大量資本且耗時較長。尤其 是《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據中國政府網）發布后， 在南方水網密集區域 133 縣受到影響的產能約 2000 萬頭（據《追尋“豬周期”規律促進生 豬產業健康發展——基于 2006-2019 年“豬周期”的分析》（黃憲）），這個從根本上推動整 個生豬養殖產業產能加速去化。 據中國政府網及濰坊日報信息整理，2015 年 11 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新版《緩解生 豬市場價格周期性波動調控預案》。新預案作了三個方面修訂：一是新預案將合理的生豬 生產盈虧平衡點對應的豬糧比價定在 5.5:1～5.8:1 之間，豬價過度下跌的調控分界線由豬 糧比價 6:1 下調至 5.5:1；二是明確了凍豬肉收儲的最高量為 25 萬噸（2009 年開始的凍 豬肉收儲量大部分年份在 15 萬至 18 萬噸，少數年份在 10 萬至 12 萬噸）；三是完善了響 應機制設置，適當提高了儲備吞吐措施啟動門檻，當豬糧比價進入藍色預警區域時，不 啟動中央凍豬肉儲備投放或收儲措施，進入黃色預警區域(價格中度上漲或中度下跌)一段 時間后，才啟動中央儲備凍豬肉投放或收儲措施。整體來看，國家要逐漸放寬政府對豬 價的調控，未來豬價走勢將更多地依靠市場因素來調節。

需求端的變化來看，2014 年我國人均豬肉消費量達到歷史峰值后，呈現逐步回落趨 勢。據 Wind 數據，2015 年-2016 年社零中餐飲收入增速顯著好于 2014 年。2011 年-2014 年，我國社零中餐飲收入同比增速逐步下臺階，2014 年國內經濟增長放緩，政府嚴控公款消費，飲食行業低迷。這一趨勢在 2015-2016 年趨穩好轉，究其背后原因，2015 年后 我國啟動了以貨幣化安置為主要手段的棚改政策，推動了我國總需求的擴大，總需求擴 大帶動了消費復蘇，社零中餐飲收入增速的顯著好轉。

5.第 5 輪豬周期（2018-2022）：非洲豬瘟疫情沖擊產能出清

非瘟疫情沖擊產能調運受阻，生豬價格迎來超級周期。據 Wind 數據統計，2018 年 至 2022 年的豬周期中，生豬價格上漲與高位震蕩時間從 2018 年6 月持續到 2021 年 1 月， 達 32 個月，漲幅+239%，最高單月平均豬價達到 40.71 元/千克。非洲豬瘟疫情造成產能 大規模出清，豬價在 20 元/千克以上高位持續了 22 個月，是一輪極高景氣度的超級周期。 據 Wind 數據統計，在 2018 年 3 月-7 月，自繁自養連續虧損接近 5 個月的時間，深 度虧損影響下，能繁母豬在 2018 年 5 月出現了-2.5%的環比去化幅度。2018 年 8 月非瘟 傳入國內后，生豬調運受阻常態化，被封鎖供給區與需求區豬價走勢呈現分離趨勢。非 瘟疫情下加劇了生豬供需的結構性失衡，從而成為驅動本次價格周期上漲的主要催化劑。 隨著 2018 年 12 月生豬調運政策邊際有所放松，產區前期積壓的生豬集中出欄，調入省 份需求不足有所緩解，據 Wind 數據，豬價由 2018 年 11 月的 14.17 元/公斤跌至 2019 年 2 月的 12.66 元/公斤，而調入省份豬價多下跌，全國生豬價格區域性差異有所收窄。2019年春節后，豬價開始一反淡季常態地上漲，由 2019 年 2 月的 12.66 元/公斤上漲至 2019 年 4 月的 15.10 元/公斤，此后豬價橫盤至 5 月，估計與屠宰企業在春節前后大量收儲凍 肉有關，而在 4 月后，由于三部委聯合發文強調加工流通環節非洲豬瘟檢測，屠宰企業 此后開始大幅降庫，拋售凍肉庫存或是豬價這一期間橫盤的主要原因。盡管 2019 年上半 年屠宰量有所下滑，但由于凍肉庫存的拋售，2019 年 4-5 月豬價呈現 15 元/公斤左右橫 盤的形態。2019 年 6 月至 11 月，豬價開啟本輪周期的主升浪上漲，非瘟疫情在冬季對于 仔豬死亡率的影響是核心原因，同時，疫情造成二元母豬的大量減少，三元留種進一步 加劇了三元商品豬的供給緊缺。

2020 年，非瘟雖較 2018 年、2019 年高峰期有所緩和，但散發式疫情仍持續存在， 疊加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對生豬產業鏈構成了雙重沖擊。新冠疫情初期導致的人員流 動限制、物流受阻、屠宰場停工等問題，一度加劇了區域性生豬供應緊張和調運困難。 然而，在行業持續的生物安全防控升級、國家強有力的復產保供政策推動下，能繁母豬 存欄量自 2020 年初開始觸底反彈，進入快速恢復通道。根據農業農村部數據，全國能繁 母豬存欄量在 2020 年底已恢復至正常年份（2017 年底）存欄量的 92%以上，標志著產 能恢復取得顯著成效。2020 年期間，生豬仍處于供應偏緊的狀態，生豬價格仍維持在 30 元/公斤以上。 進入 2021 年，非瘟疫情總體呈現點狀散發、防控有效的態勢，對全國性產能的沖擊 大幅減弱。同時，前期產能恢復的累積效應開始集中釋放，生豬供應量持續增加。然而， 此階段新冠疫情對餐飲消費、集團消費的抑制效應開始顯現，疊加居民消費習慣變化等 因素，豬肉消費需求恢復不及預期。供需格局由此發生根本性逆轉，從 2020 年的供應偏 緊迅速轉變為供應過剩。生豬價格自 2021 年 1 月見頂后開啟單邊大幅下跌，至 2021 年 9 月全國生豬均價一度跌破 14 元/公斤，行業陷入深度虧損。能繁母豬存欄量在 2021 年 6 月達到本輪周期峰值后，因持續虧損開始進入去化階段，但初期去化速度相對緩慢。

2022 年，行業面臨的核心矛盾是前期積累的過剩產能的持續消化。盡管非瘟疫情持 續得到有效控制，散發影響有限，但新冠疫情的反復（特別是多點散發和局部封控）對 豬肉消費，尤其是戶外消費和物流運輸造成間歇性擾動，抑制了價格的反彈力度。自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4 月持續的深度虧損，加速了產能去化進程，能繁母豬存欄量持續下降。 這輪豬周期能繁母豬產能的最大去化幅度和生豬存欄量的收縮程度都超過以往周期， 創歷史的產能去化程度，帶來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豬價和高盈利。根據 Wind 數據，在 2019 年 9 月全國能繁母豬存欄量同比降幅最高達 38.9%，而在第 4 輪豬周期中最高降幅 僅為 15.5%。 這輪豬周期中政策回顧來看，自 2018 年 8 月 3 日沈陽發生我國第一起非瘟疫情，此 后在我國開始了自北向南的快速傳播。據中國政府網及農業農村部信息梳理，為了遏制 非瘟在國內的快速傳播，農業農村部于 2018 年 8 月底發布《關于切實加強生豬及其產品 調運監管工作的通知》，限制疫情發生省份向外省調運生豬，農業部于 9 月 11 日發布《關 于進一步加強生豬及其產品跨省調運監管的通知》，新通知在原先發生疫情的六省（遼寧、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和黑龍江）生豬及其產品禁止調運的基礎上，與其相鄰 10 省的 生豬及其產品也被暫停調運。相鄰 10 省分別為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上海、福建、 江西、山東、湖北以及陜西。隨著非瘟在全國傳播以及調運政策收緊，生豬供需出現了 結構性的失衡，導致了全國豬價分區域的表現差異。遼寧、河南等生豬主產區（調出省 份）在發生非瘟疫情后，由于難以將生豬及產品調運出省，大量供給被迫在省內去化， 豬價快速下跌。而隨著多個主產區生豬調運收緊，浙江江蘇等調入省份豬價快速上行。

2018 年 12 月，農業農村部發布《關于規范生豬及生豬產品調運活動的通知》，生豬 調運政策邊際有所放松，主要變化在于：1、有 2 個及以上不同市發生非豬瘟疫情的省份 禁止豬產品調出本省改成僅疫區所在縣暫停豬產品調出本縣；2、疫區所在縣內的生豬養 殖企業符合相關條件的，可在本省范圍內與屠宰企業實施出欄肥豬“點對點”調運，疫區 所在縣符合相關條件的屠宰企業其生豬產品經非洲豬瘟檢測合格和檢疫合格后，可以在 本省范圍內調運；3、禁止生豬調出本省的省份由疫情省份和疫情相鄰省份改為僅疫情省 份；4、疫區所在縣以外的種豬、商品仔豬經非洲豬瘟檢測合格和檢疫合格后，可調出本 省。 2019 年 3 月，農業農村部發文《關于加強屠宰環節非洲豬瘟檢測工作的通知》，要求 跨省銷售生豬產品和年屠宰 10 萬頭以上的屠宰企業以及生豬屠宰、加工一體化企業最遲 于 4 月 1 日前開展非洲豬瘟自檢；年屠宰 5 萬頭以上的屠宰企業最遲于 5 月 1 日前開展 自檢。2019 年 4 月，市場監管總局、農業農村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三部委聯合發文《關 于在加工流通環節開展非洲豬瘟病毒檢測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農業農村部印發《加快生豬生產恢復發展三年行動方案》，首次要求 各地將生豬產能恢復任務分解到縣（市、區、旗），并著力幫助中小規模養殖場（戶）恢 復生產。2021 年 8 月，農業農村部等 6 部門印發《關于促進生豬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 見》，首次提出建立生豬生產逆周期調節機制。同年，農業農村部印發《生豬產能調控實 施方案（暫行）》，設定了 4100 萬頭全國能繁母豬正常保有量和 5500 萬噸的豬肉產量的 任務目標，并將能繁母豬正常保有量任務分解下發各省份，要求通過分級建立生豬產能 調控基地，采取產能調控措施，著力穩定生豬產能。 在跨區域調運方面，2020 年 9 月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 的意見》提出推動物流配送企業完善冷鏈配送體系，促進運活禽向運肉轉變。2021 年， 農業農村部印發《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分區防控工作方案（試行）》，將全國劃分為 北部、東部、中南、西南、西北 5 個防控大區，要求除種豬、仔豬以及非洲豬瘟等重大 動物疫病無疫區、無疫小區生豬外，原則上其他生豬不向大區外調運，要逐步通過優化 調整生豬生產布局，基本實現區內產銷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