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十五五規劃的時代背景？

“十五五”規劃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關鍵階段的核心規劃。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需前瞻性洞察“十五五”規劃的時代背景，明 晰規劃窗口期的獨特性。

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度調整的背景下，特朗普 2.0 時期的政策導向將對“十五五”規劃的實施構成多重挑 戰。貿易保護主義的強化是核心變量之一。根據歷史數據，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內對華實施了四輪加征關 稅，涉及的商品總規模達到了 5500 億美元，影響范圍包括機電、化工等十大重點行業。2025 年以來，美國特朗 普政府繼續揮舞關稅大棒，挑起貿易爭端，數輪關稅博弈增加了中國出口企業成本預期的不確定性。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以‘對等關稅’為威脅工具，2025 年僅與英國達成有限協議、與中國短暫‘休戰’，但仍有 100 余 項談判未決，形成持續的政策威懾；另一方面，其關稅政策與供應鏈‘脫鉤斷鏈’意圖相互疊加，例如美國財 長主導的對華經貿談判直接推動產業鏈重構，致使機電、化工等行業面臨供應鏈中斷與技術合作受限的雙重壓 力。這種系統性沖擊已超越傳統貿易摩擦范疇，迫使中國企業在成本核算、訂單履約及海外布局方面承擔更高 的風險溢價，進而壓縮‘十五五’規劃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目標的推進空間。地緣政治風險的傳導效應同樣不 容忽視。根據美聯儲經濟學家 Dario Caldara 和 Matteo Iacoviello 編制的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指數（GPR），2025 年 9 月的指數達到 112.59，相較于 2016 年特朗普首個任期初期的 97，增長了 16.4%。具體到亞太區域，美國推動 的“印太經濟框架”已吸納 14 個成員國，在半導體、關鍵礦產等領域構建排他性供應鏈體系。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2024 年 7 月舉行）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的決定》，部署了涵蓋經濟體制、政治與法治、創新與開放、黨建與組織領導等領域的系統性改革任務，包括 300 余項具體改革措施，計劃于 2029 年全面收官。改革收官期與“十五五”規劃時間高度重合，形成雙向聯 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部署既是“十五五”規劃的制度基石，也是其實施成效的檢驗標準。一方面， 改革任務在“十五五”階段進入攻堅期，要求規劃承接改革部署，將制度性突破轉化為發展動力。例如，經濟 體制改革中要素市場化配置、宏觀治理優化等措施，直接關聯“十五五”經濟增長目標設定與資源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改革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主題，而“十五五”是基本實現現代化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二者 在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安全發展等目標上高度契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2024 年 7 月舉行）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的決定》，系統部署了涵蓋經濟體制、政治與法治、創新與開放、黨建與組織領導等領域改革的綜合性任務， 明確提出 300 余項具體措施，覆蓋要素市場化配置、宏觀治理優化、法治體系建設、創新生態培育等重點領域， 要求所有任務于 2029 年（新中國成立 80 周年）全面完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制度支撐。改革任務的收 官期與“十五五”規劃（2026—2030 年）實施期高度重疊，形成雙向協同機制。這種重疊既是戰略銜接的必然 要求，也是政策效能轉化的核心樞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部署不僅是“十五五”規劃制定與實施的制 度基石，也是檢驗其成效的核心標尺。一方面，改革任務在“十五五”階段進入攻堅深水區，要求規劃在資源 配置、目標設定和政策設計中主動承接改革舉措，將制度性突破轉化為實際發展動能。例如，在“十四五”期 間，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統計數據和趨勢分析顯示，經濟增長符合預期目標，經濟已回歸正軌。這得益于要素 市場化配置改革和宏觀治理效能的優化，這些改革直接影響了經濟增長目標的科學設定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同時，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軸心主題的改革，與“十五五”作為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承上啟下的關鍵五 年高度契合，二者都聚焦于高質量發展，包括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產業鏈韌性的強化和安全發展體系的構建， 形成政策合力。二者的協同將進一步塑造“十五五”規劃的框架內核：改革部署為規劃提供制度設計先導，推 動規劃在市場化改革、創新驅動等領域強化機制銜接；同時倒逼規劃在風險防控（如產業鏈安全、數據安全） 和民生治理（公共服務均等化、基層治理現代化）中嵌入改革要求，確保“十五五”發展成果與改革紅利同步 釋放。

“3060”“雙碳”目標（2030 年前碳達峰、2060 年前碳中和）與“十五五”規劃（2026–2030 年）周期高 度重疊，這一重疊表明，“十五五”時期不僅是碳達峰前的最后沖刺階段，更是為碳中和目標筑牢制度與技術 根基的關鍵窗口期，將對“十五五”規劃的制定邏輯和實施路徑產生以下關鍵影響：1）作為碳達峰前的最后攻 堅期，規劃可能全面強化碳排放約束機制。將碳排放強度下降目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約束性指標體系， 并通過動態監測與考核機制確保 2030 年前達成碳達峰目標。2）規劃或將加速制度創新，推動全國碳交易市場 從發電行業向建材、有色等高排放領域擴容。比如完善碳定價機制，并著手構建統一的“雙碳”法規框架，填 補專項立法空白。這些制度設計既為產業轉型劃定了清晰邊界，又通過市場機制與法律手段的協同作用，推動 企業技術升級與綠色創新，從根本上破解轉型動力不足的難題。3）在能源與產業領域，規劃可能推動結構性變 革與技術突破雙軌并進。能源革命進程將明顯加快，強化新增電力需求由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供給的剛性要 求，同時執行“增容控量”的煤電轉型策略，嚴控新增項目并推動存量機組低碳改造，確保能源安全平穩過渡。 鋼鐵、建材等高耗能行業面臨更為嚴苛的能效標桿要求；綠色科技、氫能等新興領域成為核心經濟增長引擎； 建筑領域低碳標準的執行力度持續增強。這種轉型不僅重塑產業格局，更通過能源結構與產業技術的聯動革新， 構建綠色低碳的國民經濟體系。4）在社會協同方面，“雙碳”目標深度滲透公眾生活。規劃或將“雙碳”目標 的社會協同上升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范式之一，通過多層次政策工具與基礎設施聯動，推動全民低碳行為 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