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信用周期共振下，中國寬貨幣機制與美國利率敏感度差異如何影響資產定價？

中國寬貨幣機制的轉變是理解當前宏觀環境的關鍵。傳統觀點認為寬貨幣源于降息，但當前數據顯示，M2的增加更多由匯率升值預期驅動。企業結匯帶來企業存款增加，升值預期吸引非銀機構資金進入，導致非銀存款增加。這種由升值預期帶來的超額流動性，構成了市場流動性的主要來源，區別于以往依賴降息釋放流動性的模式。外貿企業結匯傾向的變化是跨境資本回流的重要指標，近期企業出現超額結匯，且結匯傾向與美元指數脫鉤，顯示匯率從被動升值轉向主動升值。央行采取“對沖式”寬松策略，旨在呵護實體企業、穩定匯率波動并維護金融體系穩定。

美國經濟的韌性源于其私人部門健康的資產負債表結構。高凈值群體在疫后QE階段積累了大量以房產和股權為主的凈資產，且存量抵押貸款利率較低。這導致美國不同群體對利率的敏感度截然不同。高凈值群體可以通過再融資貸款將凈資產變現，支撐消費和美股流動性，其信貸擴張動能與新舊貸款利差收窄密切相關。相比之下，新舉債群體更關注現金流與債務的平衡，對利率敏感度相對較弱。這種差異導致了“先富帶后富”的現象，即高凈值群體的信貸擴張穩定了資產價格預期，為新舉債群體創造了條件。同時，通脹預期具有自我強化機制，通脹預期上升會壓低實際利率并壓縮信用利差，使得在長端美債利率震蕩抬升的背景下，住房部門仍能逆勢復蘇。

美元指數是資產定價的關鍵錨點。美元指數走弱通常伴隨外資持倉中國資產（股票）的增加，以及恒生指數、萬得全A、上證綜指和黃金價格的上漲。這種負相關關系表明，全球流動性環境通過匯率和美元指數的傳導，直接影響中國資產的價格表現。理解這一錨點，有助于把握全球宏觀周期變化下的資產配置邏輯。中美信用周期的共振，通過出口和資本流動渠道，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聯動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