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期間中國金融高水平開放原則與路徑分析

加快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是金融制度型開放助力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機制。

1.“十五五”期間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總體原則

回顧中國金融開放的歷史發展進程以及十八大以來的政策脈絡演進可見，在全球經濟格局變遷和國內發展階段更迭的歷史周期中，中國金融發展及開放路徑呈現出高度的政策適應性與風險緩沖功能:構建了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支持機制,并有效化解了多次國際金融風險等重大外部沖擊。“十五五”時期，中國面臨新的重大環境的變革，金融開放應如何應變內外新局勢?基于國內外經濟局勢及科技飛躍等因素對金融開放提出的更高要求，我們總結提煉出“十五五”時期金融高水平開放需要遵循的三大總體原則:

第一，助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十五五”時期以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應對百年變局的總體原則。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主動的必然要求。當前階段以“對等關稅”為代表的新一輪保護主義沖擊是百年全球化進程遭遇的又一次重大逆流。作為全球產業鏈核心節點的中國及由其主導的亞洲區域生產網絡，正成為主要制裁目標。只有加快推進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才能有效應對國際環境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同時，金融開放是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核“十五五”時期中國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加快對接國際高標準、完善生產心維度與必要條件。要素的跨境流通機制以應對全球百年變局，相關發展需求均是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內涵。

第二，統籌國內外金融資源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是“十五五”時期以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土地財政到新質生產力變局的本質要求。以新質生產力為引領的產業輪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規律也是中國經濟的必然趨勢。房地產行業依托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鎮化躍升，以及工業化初期基建需求井噴增長的歷史機遇期,成為拉動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的核心引擎。但隨著居民住房需求從數最導向到質量導向的轉變、社會增長從粗獷的規模擴張到高質量發展的調整，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式微，社會生產要素向更高投入回報率產業流動的需求已經形成。未來階段，中國加快推進新質生產力仍面臨傳統國內信貸機制對創新型企業輸血乏力等限制。一是要以金融制度型創新拓展國際資本參與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通道。新質生產力具有獨特的融資需求特征，其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突破了對傳統政府投資和銀行信貸的路徑依賴，亟需通過金融機制創新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拓寬跨境股權融資與風險投資等渠道。二是要滿足新質生產力企業海外布局的跨境金融服務需求。隨著我國在人工智能、跨境電商等領域的全球競爭力持續提升，技術出海必然催生跨境支付、供應鏈金融、外匯避險等綜合金融服務需求，這就要求通過有序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為新興產業全球化布局提供相匹配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支撐。

第三，防范科技安全隱患與新型金融風險的傳導機制是“十五五”時期金融對外開放的安全底線。在深化金融開放進程中必然伴隨著更高的跨境金融風險，隨著數字、AI等信息技術加快迭代預警和防范新興金融業態及資產形式帶來的跨境金融風險成為“十五五”時期有序推進金融開放的安全底線。一是要警惕信息技術化背景下的跨境金融風險傳導新特征。在信息技術深度應用的趨勢下，傳統跨境結算、轉賬等金融業務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但金融風險的傳播速度也隨之提高，特別需要警惕國際金融市場波動通過數字化渠道產生的溢出效應,以及由此引發的風險內部傳導現象。二是需要針對區塊鏈、穩定幣等數字金融創新形式建立更為完善的風險防范機制。隨著金融業態的創新和發展，金融監管與風險防范也需要同步跟進。

2.推進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的路徑

基于歷次五年規劃對高水平對外開放及金融開放的部署，我們預期“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或將成為“十五五”時期對外經貿工作的重點。本部分將結合中國金融開放的實踐，梳理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總體原則下的關鍵推進路徑，為把握新時期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提供參考。

第一，加快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是金融制度型開放助力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機制。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作為金融開放的核心機制，是指通過制度創新和規則對接薺總甶殆灜璀俜湊株嫈喻、現不同法域間資本市場的銜接，促進資金、證券等要素的跨境高效配置。這一機制在我國金融開放政策體系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十三五”規劃提出“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十四五”提出“深化境內外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在?δ眄亥聽涉實鞏昶川擱軒漭匡掖業務層面，互聯互通機制不斷拓展升級，2014年的11月滬港通正式啟動,首次通過兩地金融基礎設施的連接,讓投資者可以委托本地券商并經由本地交易所和結算公司買賣對方市場股票，開創了全新的資本市場開放模式。之后，深港通、債券通、互換通等機制接續開通，互聯互通的覆蓋面、參與度、靈活性不斷拓展。

第二，把握全球貨幣體系重塑的窗口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從而助力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并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功能，即成為國際結算貨幣、投入貨幣和儲備貨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金融強國建設的重要抓手，在國家發展戰略規劃中占據重要地位。“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十三五”提出“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人民幣“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國際化”“十四五”提出要“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從跨境貿易結算到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上線、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再到人民幣離岸金融業務在上海臨港新片區和海南自貿港等多地加快試點，人民幣國際化的制度型壁壘在逐步降低，但相比于中國的經濟與貿易體量，仍具有較大發展空間。尤其近年來受到新冠疫情及國內外經濟局勢變動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存在放緩趨勢，2024年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為2.18%，較2021年降低0.62%。

“十五五”階段，隨著美國政策不確定性風險的持續攀升以及債務可持續性的潛在危機，美元信用體系正面臨空前挑戰，國際資本的避險需求增長及“去美元”趨勢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新的契機。相比與亞洲其他貨幣,人民幣的匯率波動相對穩定,或可成為國際資本避險投資的重要選擇,未來通過拓展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等舉措，有望進一步提升人民幣資產的國際流動性與金融定價權，從而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助力。

第三，健全跨境金融服務體系有助于服務企業跨境融資，助力新質生產力海外布局及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跨境金融服務體系是指一國金融機構為滿足實體經濟跨境經貿需求而構建的綜合性金融服務體系，涵蓋跨境支付、投融資等多個領域。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在中國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體系，并加快推進對外開放的歷史窗口期，擴展海外布局，提高跨境業務能力是金融業提高經營能力、擴大業務范疇的一條重要途徑。歷次五年規劃多次提及金融跨境經營，“十二五”規劃指出“逐步發展我國大型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提高國嚅繈婢闌訪化泄綱襪胳營水平”;“十三五”指出金融機構要“加強海外網點布局，完善全球服務網絡”;“四五”強調“推動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多邊和各國金融機構共同參與投融資”。近年來,在全球產業鏈重塑過程中，中企出海熱潮興起，電動汽車、消費電子、礦產基建類產業成為主要參與者，而金融作為服務實體經濟的關鍵助力，在海外布局進程中存在明顯的后和脫節。“十五五”時期加快推動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健全跨境金融服務體系，能夠為中資企業提供跨境并購融資、項目結構化貸款等跨境金融服務，助力制造業海外市場的布局和品牌的建立，有助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同時，吸引國際資本助力創新型企業的海外布局也將為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支持。

第四，完善跨境金融風險防范機制是保障金融開放有序推進，系統防范科技安全隱患與新型金融風險的傳導機制的安全保障。跨境金融風險防范機制是指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及實體企業為應對跨境經貿活動伴生的金融風險而建立的風險預警、防范及應對機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構建與更高水平開放相適應的監管和風險防控體系"的戰略目標。然而，由于監管機制對風險事件的響應存在天然的時滯性，當前跨境金融領域的風險防范體系仍面臨預警靈敏度不足、防控覆蓋面有限等結構性短板。

隨著“十五五”時期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呈現指數級發展態勢，科技創新正深度重構跨境金融業態。在此背景下，我們既要充分發揮科技對金融業務的賦能效應，更需著力構建智能化的風險預警體系，這既是防范技術應用衍生新型安全隱患的必然要求，也是阻斷金融風險跨市場傳導的關鍵機制。特別是在算法交易、跨境支付等前沿領域，亟需建立技術風險與金融風險的雙重防控框架，通過監管科技實現風險識別的實時化與防控措施的精準化。